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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鳌礼”这个仪式在我的家乡厦门同安西洪塘村、沉湖村、西塘村等及翔安地区都存在，每年正月十五或十六它便会在我们的村落进行。当天俨然成为了小孩子们的狂欢，我们四处穿梭于“鳌”间欣赏它的壮美，歆享鳌主的喜悦；搀扶着阿公阿嬷到五谷仙帝戏台前，在悠扬的歌仔戏声中共享天伦，更忘不了和纷至沓来的小贩侃天说地的过程中，小贩哥哥悄悄塞给我们的棉花糖在舌尖氤氲的味道……“鳌礼”作为村落“过年序列”末端的仪式，起初其主要是出于对祖先的无上崇敬，是闽南地区“添丁成嗣”观念的缩影。但而今它超脱了时空的禁锢，维系着城市化语境下个体间的关系。当该节点悄然而至，个体无论散落于哪一地理网络的节点，都会携家带口，怀揣着一份虔诚与乡愁，在该仪式空间的熏染中实现从地理意义的“返乡”到“精神返乡”的复归。

“鳌”是以金字塔状的稻草垛为基底，将猪肉、鸡鸭等贡品缀于其上的塔状实体。“鳌礼”的进行过程是这样的。早先，一般由两个虎背熊腰的彪形大汉扛着鳌，在铺满石子和泥泞的蜿蜒小径上前行，两人肩膀充满节奏地上下律动，而鳌却岿然不动。现在三轮车、货车的介入消解了扛鳌大汉肢体层面的疲惫，但仪式当天大汉颠簸间露出那口大白牙，和榕树下那娴熟地剥海蛎的妇女寒暄挑逗的场景却永远成为了只能躺在摇椅上追忆的场景。

当视线被直指寰宇的燕尾脊充盈时，我们便抵达了物理意义上的终点。一人先下车扶住三轮车的栏杆，唯恐在运鳌的过程中出了些许岔子。只见鳌倾斜的角度逐渐变小，一双长满厚茧的大手托住鳌的底部，另外一人则托住鳌的侧面，两人如河蟹般在地面上挪动前进。那瘦削的外号“蚂蚁”的人儿一溜烟地跳下车，略显吃力地从门后搬来凹凸不平的石块抵住宗祠的大门。

“小心门槛”，一人低声说道，“迈左脚别像去年搬婚鳌时迈错了！那是对祖先的大不敬啊！”此时宛若青衫的阿嬷附体，叮嘱着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似的长辈充满仪式感地捧着那盏用朱砂写着的红字的煤油灯跟在队伍后头。还有人一言不发，谨小慎微，配合着前面的搬运轨迹，迈过了门槛，走下了布满青苔的石阶，进入天井再拾级而上，眼前的八仙桌，排列整齐但空空荡荡。神龛上的祖先牌位毫无尘埃沾惹。透过它们，我仿佛看到本月轮值妇女冒着熹微，小心翼翼拭去尘埃，长年累积的家务造就的肢体记忆，令他们的动作娴熟而迅捷。

“我们竟然是第一个到的！”他们显然对今年自己第一个运鳌到祠堂显得分外吃惊。

“咱们可是昨儿就把所有食材都备好，点好，该炸的炸好用保鲜袋装好，该洗的，过水的，切的哪一样不是确保万无一失。”这人字里行间就改不了自己爱吹牛的本性，“就连要几双筷子，几个西红柿我可是算得明明白白的！”

“要摆哪里呢？”

“当然是离祖先最近的那块桌子咯，诺，就是正中间那块。”他们走向最近的三块桌子，摸了摸桌面，“可惜咯，今年这块桌子咱们是不要妄想了，唨唨唨…”

”你又在说啥胡话了，这块桌子那可是给人丁头准备的。把鳌摆在中间有啥好呢？这块地方可是最拥挤的，放在这儿到时候大家都快挤出肉油了，谁还有心思欣赏你的鳌。我看还不如放最左边的那排，离摆灯的地方也近，到时候见了熟人也好打招呼，顺便请他明晚去咱家吃好料，就算是人家问了咱是哪个鳌，也好指啊不是。”有人则提出了这样的看法，他的话像机关枪一样，丝毫不给人喘息的机会。

“欸，你说呢？”大家望向了今年的鳌主，希望自己的建议被认可。低头思忖片刻，鳌主应道“就最左边那个，实在不想跟别人挤”。摆好后，豆沙还不忘瞄了瞄基准线，再微微挪了挪位置，拿抹布擦了擦鳌上的炸鱼掉落的碎末。

偌大的长线上，文字家的红灯孤零零地摇晃着，但今晚它注定不孤单。

其他家匠心独具的鳌也陆续抵达了。西公摇铃，随着他上下更迭的架势，那套红蓝道服显得格外耀眼，唱戏人的咿呀唱调随着那方凉席飘了很远。